第1章

第一章五千文明纪游踪

——探寻三苗古国至3000余年行政历史及古域

古之巴陵，今之岳阳，地处北纬30°。其中，岳阳市区在北纬29.37°，岳阳楼区在北纬29.47°，君山区在北纬29.43°，岳阳县在北纬29.15°，临湘市在29.48°，湘阴县在北纬28.68°，平江县在28.72°，汨罗市在北纬28.80°，华容县在北纬29.52°。这片处于地球玉腰带上的土地，自古以来就充满着无限的神奇，象一颗闪亮的明珠在洞庭湖畔熠熠生辉。

第一节远古时代的巴陵

明《隆庆岳州府志·郡邑纪》载：“岳郡，古三苗之国，倚洞庭为险。”《通志》云：“岳古三苗国地。……帝轩辕尝南至于江，登熊湘柴望。”

清《光绪·巴陵县志·舆地志三》载：“岳州府禹贡荆州之域，为三苗国地。”《通典》载：“今岳阳古之三苗国。春秋属楚，亦为糜、罗二国地。战国属楚，秦为长沙郡地。汉属长沙国。三国属吴。”

上述历史文献似乎反复提出，“岳郡”是从“三苗古国”而来。那么，“三苗古国”究竟为何国？古巴陵与“三苗古国”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关系？

“三皇五帝”与“九黎之君”

据现有史科考证，古巴陵为三苗古国的核心之域，“九黎之君”是三苗古国的精神领袖，今天岳阳市的金鹗山是三苗古国图腾的活化石。

国人追索历史，其必曰：“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其实盘古是华夏名族创造出来的一位创世大神。

人们所说的“三皇”，主要指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即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轩辕。“五帝”，则指金帝颛顼，木帝帝喾，水帝尧，火帝舜，土帝大禹。[1]此后，《吕氏春秋》及《史记·五帝本纪》也传承了此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皇”时代距今久远，或在5000年至8000年以前乃至更为久远，时间跨度可能非常大，所以他们给后人留传下的神话故事也很多。而“五帝”时代由于距夏朝不远，大约距今4000多年。

[1]《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大戴礼记》引《风俗通引》《白虎通义》《古史考》等古籍亦持此说。

其实，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仅仅只是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氏族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由于他们对本氏族和部落联盟有着重大贡献，后人才追尊他们为“皇”或“帝”。应该说，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率领民众确实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的先河。

上古时代还有一位与“五帝”并称为“君”的英雄人物，他就是“蚩尤”。他是上古时代与轩辕氏部落进行过激烈而残酷战争的部落首领，被后人尊称为“九黎之君”。[1]从现有的史料考证，蚩尤不仅是一个非凡的战斗英雄，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氏族族团。有的史料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其依据是长相和姓氏与神农氏一脉相承。神农氏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2]而蚩尤也是“人身牛蹄”，“以角抵人”。神农氏是姜姓，蚩尤也是姜姓。[3]后来，蚩尤氏团战胜炎帝部落后，自己僭称炎帝，成为一方豪强，不可避免地与轩辕氏部落发生冲突。

长久以来，史学界对“坂泉之战”与黄帝对阵的一方究竟是谁，曾有不少歧义。传统的说法是黄帝与“炎帝神农氏”作战。但司马迁的《史记》以及西汉以前的传说，“炎帝”与“神农氏”本不是一个人。如《史记·五帝本纪》载坂泉之战经过，说因神农氏世衰，对诸侯间相侵伐“弗能征”，黄帝、炎帝才代之而起，互相争战。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这一点，说：“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伐，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可知与黄帝战者自为炎帝，与神农无涉；其后又有‘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此处又不言炎帝，可知，炎帝于黄帝之前者是神农，与炎帝无涉。”

蚩尤成为了三苗古国的精神领袖

总之，华夏大地随着父系制度的逐步完善，各个氏族部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1]《尚书·吕刑》载：“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唐陆德明《尚书释文》引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战中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2]《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

[3]《路史·蚩尤传》英雄辈出的时代。

九黎之君蚩尤是约公元前4000年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古代氏族部落联盟的领袖。同时兴于姬水的黄帝部落，由西向东朝着黄河下游的平原发展，与九黎蚩尤部落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在北京附近怀来的涿鹿之野进行决战。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黄帝乃征伐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S蚩尤。”《山海经》亦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S蚩尤。”[1]《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黄帝元女战法》中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2]杜佑《通典·乐典》中说：黄帝与蚩尤“三年九战，而城不下，问之五胥，乃设五旗五军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后得其志”。又引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可见，“蚩尤”既是氏族部落首领的名称，也是氏族部落的名称。蚩尤英勇善战，又拥有八十一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而且冶炼金属作成兵器，和黄帝多次交战，战斗异常激烈。在经过中原炎、黄二帝激烈战斗后，炎黄两大部族已形成融合之势，实力越来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蚩尤敢于和黄帝争战并与黄帝长期对峙，的确是一个威振八方的大英雄，蚩尤氏族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族团，但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

蚩尤战败后，他的后裔部落迁徙到了何处？有史料记载，他们主要的生活地域在“三苗之域”。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洞庭湖及江汉地区的各个古老氏族部落在蚩尤败落下来的后裔们召集下，已经迅速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也就是后来史书上称谓的“三苗集团”或“三苗古国”。“九黎之君”即蚩尤自然就成为了“三苗古国”的精神领袖，并与中原黄帝部落形成了严峻的对抗局面。

《战国策》[3]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

[1]《山海经·大荒北经》

[2]《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元女战法》

[3]《战国策》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里将6000年前整个三苗氏族集团的活动地域概括得比较清晰了。彭蠡、洞庭即指现在的鄱阳湖、洞庭湖地域。这里说的“衡山”，非今天南岳之衡山。《水经注·汝水》中说衡山在雉县[1]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详。由此可知，“三苗”集团的居住范围，南方到了今洞庭湖、鄱阳湖，北边到了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个南阳盆地，核心区域就在今天的洞庭湖平原。

《尚书》中还记载三苗古国曾收留被北方集团驱逐的流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S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还传说“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这些，都反映了在尧的联合体议事会中或他的近亲氏族中，曾有权力之争的失败者，远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和氏族部落曾被三苗古国收留，并作为与中原氏族集团抗衡的重要战斗力量。由此，三苗在江淮、荆州、洞庭湖区域“数为乱”，显然对北方氏族集团进一步构成了威胁，这应是尧、舜、禹征伐三苗的直接诱因。

将近两百年的南北战争，应当是相当激烈与残酷的。最终，以北方黄河流域黄帝氏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随着征伐三苗的胜利，北方部落不仅解除了南方的威胁，而且，还打开了中原文明南下发展的通途。

炎、黄帝经过“陂泉大战”之后，炎帝本人实际已经南下，迁徙到了三苗之地，进入到了洞庭湖区域。而东夷的少昊集团与中原的黄帝集团之战失败后，其后裔也被迫迁徙到了三苗古国的故地。这些氏族部落开始还是以自己先祖的图腾为旗帜，并以此凝聚本氏族部落的“气血精神”。如炎帝、蚩尤部落以太阳为图腾，少昊部落以神鸟为图腾。后来在洞庭湖区域出土的许多陶片残器中，不少绘有太阳和神鸟的图案。

再后，三苗古国的图腾逐渐演变成为一只张开强大翅膀翱翔太空的金鹗，上面一个光芒万丈的太阳，巴陵先民将巴陵东南之隅南湖中的小山称其为“金鹗山”，就是古巴陵先民对自我图腾心结的传承，是古巴陵氏族部落图腾文明的“活化石”。

至于后人探讨“三苗古国”是否为生活在今天湘黔地域的苗族先祖，这一直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1]雉县：今河南南召县南是学术界探讨而尚无定论的重大课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从城头山考古挖掘探讨三苗古国的经济基础

值得钦佩的是，“三苗”集团的先祖们不仅与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一样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社会发展水平也毫不逊色于黄河流域。

据现代考古发现，洞庭湖及江汉流域一带的先民，在65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水稻的种植，并且具备了较为先进的制陶和纺织技术。最具代表性的是1991年11月—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常德澧县考古发掘出来的“城头山文化遗址”。

这里为何要说澧县的城头山？一是城头山遗址，确实代表了洞庭湖区域三苗古国时期高度的文明水平。二是自巴陵建郡之后，澧县在明代一直是巴陵郡的管辖之地。因此，她即是洞庭湖文明的代表，又是古代巴陵文明的代表。

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湖南常德澧县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属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遗址占地18.7公顷[1]，属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明遗迹。约在65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这里的人们开始在城头山掘壕沟，筑城墙。城头山古城略呈圆形，城垣外圆直径340米，内圆直径325米，围绕城垣的护城河宽30—50米。考古专家们在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

1996年冬至1997年冬，中国考古学家们将城头山城墙从内至外解剖贯通，经取文化地层中的木炭标本作碳十四年代测定，由此判断第一期城墙筑造年代当为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6000年之前。

专家们在解剖城头山城垣时，于城垣外坡又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以及壕沟内留存的100多种动植物骨骸和籽实、竹苇编织物、船桨、船艄、船板和大批卯榫结构的木构件等。围壕长1000多米，宽10米、深3—4米，比西安市半坡遗址围壕大得多。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座城为仰韶文

[1]18.7公顷：约280.5亩化晚期筑造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而城头山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推前了700—800年。这说明在洞庭湖平原，古代“城邑”这个概念，比现有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城邑”这个名称早出现700—800多年。也就是说，在6500年以前，洞庭湖三苗古国区域就已形成了雄踞一方的中心大部落。这表明洞庭湖区域上古文明发展的水平，与素称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时间更早。

1997年冬，城头山东城墙发掘时，发现平行排列着三丘古稻田，灌溉设施已初步配套。用碳十四和光释测年的方法测定，农田中的泥土下层距今6000—6600年，上层距今6300—6200年。它的发现，最终使“中国水稻是由南亚传来的”这一传统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奠定了中华民族在驯化和栽培稻谷这一伟大事业中的历史功勋。城头山的考古发掘，揭示出了在洞庭湖区域有着6500年前的水稻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揭示的远古稻田都要早。证实了洞庭湖区域是世界稻作农业主要的发源地，并成为了世界许多历史考古专家所确认的观点。

此地在考古挖掘时，还发现了两座时代最早的完整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1998年冬发掘东城墙，发现呈椭圆形、面积达250平方米的古祭坛和大量祭祀坑。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殉葬品。在祭坛和城墙附近的墓葬中都发现有用活人祭祀和殉葬的现象[1]。这又证实“宗教”在三苗古国的先民观念和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经过1991—2001年连续11次考古大挖掘，城头山现已出土各类精美文物5000多件。1992年和1997年，城头山古城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曾两度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城头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城头山遗址又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城头山考古发掘成果被记载到了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写进了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可以说，“城头山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同时也是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更加充实了三苗古国丰富的历史内涵，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与之一衣带水的巴

[1]距今大约5800前左右陵历史文化的厚重。

古巴陵地域的考古遗迹

至今，在古巴陵范围内，相继出土了大量上古时代的遗址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遗迹。

在今岳阳市发掘的考古遗迹，最典型的是“君山遗址”，它具有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特点，1982年由岳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阳市湖滨考古发掘的“费家河遗址”，具有典型的商代晚期的文化特征。

岳阳县“杨林遗址”，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化特征。“鹿角窑遗址”，位于岳阳市西南约30公里的洞庭湖畔，自1973年开始，省、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地区“吉祥湖”的三号窑和“布嘴山”的四号窑进行考古试掘，出土了一批完整的陶器。通过研究，考古工作者认为鹿角窑为南宋杨幺起义军所兴建。

汨罗市的“狮子山遗址”，为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该遗址于1982年由当时的汨罗县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汨罗磊石的“江南堤遗址”，属于西周时期的村落遗址。该处于1981年由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屈原区的“罗子国遗址”，其城池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出土的陶器质地、器形、纹饰与长沙楚墓出土的陶器风格基本一致。汨罗市北十里的樟树园，经考古认定为“屈原故宅遗址”。1982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汨罗市西南约两公里的曲尺塘考古发掘的“夹城遗址”，为南北朝时期梁代罗州州治所在地。屈原管理区西部湘江南岸烟墩山一带的“营田窑遗址”，人们称之为宋代“四十八座皇窑遗址”，属于宋代官窑或皇窑遗址。

湘阴县的“青山遗址”，属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特征。湘阴濠河的“黄花城遗址”，为南朝刘宋时期的城池遗址。湘阴铁窑、樟树湘江沿岸的“岳州窑遗址”，曾轰动整个中国的古窑考古界。唐代，“岳州窑”曾列为全国青瓷“六大名窑之四”，日本小山富士在《支那青瓷史稿》一书中提及的“谓岳州窑在芦林潭”，指的就是此处“岳州窑”。

临湘市的“黄沙岭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位于临湘陆成长江之畔的儒矶山西北坡的“儒矶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位于临湘江南长江之畔的“鸭栏矶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临湘文桥的“湖嘴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位于临湘陆成长江之畔的“马鞍山遗址”，属于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位于陆成小台地上的“铜鼓山遗址”，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

平江县献冲小山岗上的“舵上坪遗址”，属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范畴，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平江加义的“枣仑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平江滃江小山岗上的“滃江文化遗址”，属于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平江安定的“金铺观遗址”，实际就是东汉灵帝熹年间（174—178），分罗县东部建立“汉昌县”的县治所在地。平江“龙门窑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宋代民间窑遗址。

华容县三封的“车轱山遗址”，其文化内涵相对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后经历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不同的阶段。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这里出土的文物，以陶器生活用具和石器生产工具为主。陶器中有鼎、簋[1]、壶、瓶、杯、豆、盂、鬶[2]。石器中以铲、斧、锛、镞[3]等工具。同时，还有各类玉饰、陶球、陶塑等精美的工艺品。车轱山遗址的发掘，证实当时洞庭湖古巴陵地域的先民已经开始过着以氏族为中心的集体定居生活。他们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畜牧业。石器的制作工艺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磨制，而且还出现了用管钻钻孔的技术。制陶工艺从纯粹的手捏、泥条盘发展到了慢轮修整、快轮制作的水平。原始的纺织工艺和编制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的工艺美术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薄如蛋壳的陶器杯上，用晕染法施彩，印纹与镂孔饰在白陶圈足上组成各种图案。色彩鲜明的各种陶器，玲珑美观的玉饰，栩栩如生的陶塑，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车轱山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华容东山的“长岗庙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的遗址。华容三郎堰的“石家港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屈家

[1]簋：guǐ，上古时期用来盛食物的器具

[2]鬶：gui，古代陶制炊具，嘴象鸟喙，有把柄和三个空心的短足

[3]镞：箭镞，箭头岭文化之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华容砖桥的“范家墩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屈家岭晚期至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华容东北的板桥湖畔的“群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从我们岳阳至湖北现代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发现大量的稻谷、稻壳或用稻秆拌泥作的建筑材料，显示出洞庭湖区域上古时期粮食生产的总量相当大，制陶业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量不同规格的陶纺轮，可以满足精纺、粗纺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明显地高于同期的黄河流域。从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状况看，社会分工与交换比中原更为发达。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生机勃勃的洞庭湖区域先民们的社会财富积累、社会变革的发展都不低于黄河流域。

千年大融合的古巴陵

在三苗古国的土地上，随着北方氏族部落的南下，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杂居、大融合，以及文化的大交流、大发展。

千余年后，华夏、三苗的部族界限逐渐打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三苗古国”集团的先祖也陆续融入到了华夏民族系列之中。三苗古国始制的“五刑”法典，开始是北方讨伐南方的罪证，最后，反而被北方部族的显贵们接受并加以发展。

黄河流域集团征伐三苗古国的战争，进一步体现了人类原始战争性质的转变，不再具有血亲复仇的动机，而是为了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战败者的宗庙被夷为平地，祭器被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即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这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破坏了旧的母系氏族制度，推动了夏王朝的诞生。

由此，洞庭湖区域三苗古国的先民，也陆续被迫迁徙或遭到残酷地镇压，但最终融入到了更大的华夏民族里。

但是，三苗古国广袤的地域、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水平，一直被北方部落所青睐。当正统的北方部落在描述这片土地时，总是冠以“三苗之国”、“苗夷”，这既是北方集团对三苗古国的一种轻视，也是对此地先民的一种赞赏和怀念。